股票配资公司倍杠杆施济美不仅以文采斐然著称

文 | 有书张丹芸

1946年，《上海文化》杂志举办了一项读者调查，其中在“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榜单中，有一位女作家以三十一票获得了第四名，紧随在知名作家巴金、郑振铎和茅盾之后。

这位才情出众的女作家，便是民国才女施济美。

施济美不仅以文采斐然著称，还以温婉的性情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广泛赞誉。

然而，她的人生却颇为坎坷。

她因初恋意外身亡而终身未嫁，随后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文学创作中。

直至中年，她又遭遇了难以磨灭的打击。

最终，她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在她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悲情才女的一生。

名门闺秀因爱终身不嫁

1920年，施济美在北京出生。

施家祖籍在浙江绍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祖父自幼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父亲则远赴重洋留学，归国后在北洋政府担任外交官。

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具有传统闺秀的文化特质，古典文学修养极高。

施家不仅文化气氛浓厚，而且家人之间没有严格的辈分之分，充满了无尽的慈爱和温馨。

深秋时节，施济美常常站在石凳上，摘取树梢末端的红叶，夹在书里当做书签。

每逢这时，祖父就会假意苛责道：

“又一次被我捉住了吧。”

“又一次被我捉住了吧。”

施济美却毫不慌张，反倒顽皮地狡辩：

“爷爷，偷花不算贼，捉住便当上客。”

“爷爷，偷花不算贼，捉住便当上客。”

祖父闻言笑呵呵地说：

“好一位偷花的上客，快请里面坐。”

“好一位偷花的上客，快请里面坐。”

随即差人去买两串冰糖葫芦，祖孙俩便在这甜蜜滋味中畅聊天南地北。

施济美从小沐浴在爱中，对家人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935年，施济美怀揣着梦想，独自远赴上海求学，心中是万般的不舍和迷茫。

幸运的是，女同学俞昭明的出现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缓解了她的思家之愁。

俞家和施家一样，举家北迁又南归，最终定居苏州。

施济美和俞昭明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爱好文学，所以两个人之间无话不谈，情同姐妹。

在这期间，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经常来探望姐姐，一来二往，便与施济美之间暗生情愫。

1937年，三个人一起考入了全国闻名的东吴大学。

不料，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国内局势急转直下。

国难当头，心怀家国的俞允明决定奔赴武汉大学，边读书边寻求救国之道。

战乱频仍，武汉大学也惨遭沦陷，被迫迁至四川乐山。

俞允明和施济美只能依靠书信传递思念。

彼时，俞、施两家为了躲避战乱，也辗转至上海安身。

每当收到俞允明的信，施济美就和俞昭明一起前往俞家，将信中内容念给老两口听，两家人的关系也愈发亲密。

然而造化弄人。

1939年的某天，敌机疯狂轰炸乐山城，顿时响声震天，火光四射。

许多老百姓无处躲藏，死伤惨重。

俞允明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也在此次轰炸中不幸去世。

噩耗传来，施济美痛不欲生，但她强忍着悲痛，安抚俞昭明，并提议要瞒住俞家二老，以免老人家伤心过度。

此后，施济美以俞允明的名义继续写家书，直至俞家二老安详离世。

而施济美则带着对俞允明无尽的思念，终身未嫁。

那些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信件，被她收集在一只檀木箱里，成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寄情小说，享誉文坛

1942年，正值施济美大学毕业之际，因受战争的影响，远在欧洲的父亲无法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施家陷入了生活困境。

当时，施济美收到了一份高薪职位邀请，但却是来自一个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的。

即使施济美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国仇家恨怎能忘，施济美还是果断地拒绝了，转而投身于中学教育的行列。

虽然收入微薄，至少能够让她践行为国奉献的高尚理想。

自幼酷爱文学的施济美，早在高中时期就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

后来在教书之余，她也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做起了“业余作家”。

她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紫罗兰》等多家知名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很快就在众多作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

当时，上海涌现出一批女作家，她们称为“东吴系女作家”，被冠以“小姐作家”的称号，施济美赫然在列，她的成名甚至略早于张爱玲。

受初恋不幸离世等人生经历的影响，施济美早期的作品，大多是战争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作品中常透露出哀婉的悲剧色彩，情感基调略显沉重。

然而，施济美的创作态度却充满了松弛感。

对她来说，写作不仅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更是一种陶冶情操的方式。

所以写作不用在乎数量和效益，也不需要探究潮流和读者喜好，只需专注于抒发内心的情感。

后来，经过岁月的淘洗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施济美的作品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将笔触深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其语言运用也变得更加鲜活纯熟，展现了一位成熟作家的深厚功力与独特魅力。

抗战胜利后，施济美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

她的中篇小说《十二金钗》全篇结构严谨，情节松弛有度；

长篇小说《莫愁巷》在香港出版后，反响热烈，还被改编为电影；

小说集《凤仪园》最为畅销，一年内便多次加印；

众多刊物都因刊登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

不过，无论题材如何变换，获得怎样的赞誉，施济美始终坚定秉承着自己的文学信念：

有人用笔墨书写故事，也有人，用生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施济美的笔触，随着她的心灵成长，从初时的清新脱俗逐步蜕变为老练深邃，这不仅是艺术技巧的成长，更是她内心变化的生动展现。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个人命运的波澜中，这位原本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逐渐锤炼出了更为坚韧与独立的灵魂。

绝望的顶峰是告别

施济美在上海文坛上璀璨夺目，但在教育岗位上，她始终保持低调，从未在学生面前提及个人作品。

1948年秋天，施济美进入崇德女中任教。

该校后来与其他学校合并，改名为七一中学。

虽然学校的条件不好，但施济美并未因此倦怠工作，反而更加勤勉投入。

后来七一中学被教育局提升为重点中学，施济美功不可没。

当时七一中学拥有三位“台柱级 ”的著名教师，施济美便是其中之一。

妹妹施济英回忆道：

“为了做好她的这份工作，姐姐经常是黎明即起备课，深夜批改作业不息。”

“为了做好她的这份工作，姐姐经常是黎明即起备课，深夜批改作业不息。”

这份敬业与奉献，使得施济美在解放后荣获一级教师的荣誉。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施老师总是穿着蓝色列宁装，短发干练，眼镜背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字迹也很秀气。

一次作文课上，施济美要求学生们以《我爱某某》为题，真诚表达自己生活中真正的兴趣爱好，而非泛泛而谈的大爱。

同学们很诧异，但还是被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在作文中袒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对学生们来说，施老师仿佛是一个多面体，既是严师又是慈母，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施济美很重视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储备。

每次上课前，她都要在黑板上留下几条成语和警句。

她还鼓励学生分组讨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对每一位学生，她都一视同仁，爱如己出。

学生生病了，她便登门探望；

对于口吃学生，她给予特殊关怀。

然而，在1966年，就是这么一位兢兢业业的教师，也没能躲过时代的浪潮。

施济美在此期间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从在讲台上教书育人被迫转向繁重的体力劳动。

更令她心寒的是，曾经尽心尽力教育的学生，竟有个别背叛了她，给她本就沉重的心灵增添了难以言喻的伤痛。

在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施济美身心俱疲，心灰意冷，渴望解脱。

最终于1968年5月8日，施济美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8岁。

学生黄世瑜曾如此评价施济美：

“在我的心中，她始终是那个初中时代所遇见的模样，年轻、聪慧、乐观、才华横溢，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美好。”

“在我的心中，她始终是那个初中时代所遇见的模样，年轻、聪慧、乐观、才华横溢，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美好。”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人试图透过时间的缝隙，重新审视施济美，探索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一代才女施济美，虽以悲情落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群星璀璨的上海文坛中，施济美永远是其中一颗不可磨灭的星辰，散发着温暖而坚定的光芒，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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